类案的选择关系到待决案件当事人切身权利以及未来类似案件当事人的可能权利，唯有建立以权利为中心的机器算法解释路径，围绕权利的构成要素来构建类案知识图谱，智能化推送的类案才具备可普遍接受的正当性。

理由是，这些作品（即使是伪书）流传至少千年以上，且对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实务影响深远。另一方面，人们在商品交换中所形成的对立统一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了利益对立的普遍形式。

就我们上面定义的狭义的自然法而言，在古希腊时期已经出现，亚里士多德说：自然法不根据国家的立法权，自然有一种效力，是没有地方不可行的。这就是善良和邪恶的区别。另一方面则诱使人们通过剥夺他人的利益以满足自己的欲壑，往往产生恶的对立。[118] （英）休谟著，关文运译：《人性论》， 商务印书馆 1997版 第532页。古今中外的法学家，为此而殚精竭虑，呈献出众多的思想，而西方法学家首当其冲，为人类贡献了最为丰富的学说。

[55]他似乎以正义与否来判断法律的好坏。[68] （英）休谟著，关文运译：《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34—535页,黑体字是原书中的。2017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改，互联网恶意不兼容条款在制定阶段即引发广泛批评。

美欧纵向互操作的判例均与利用操作系统支配地位向下游互补产品领域的延伸有关。以必需设施规定为分析工具，可以将互操作聚焦在纵向互操作领域，由此将大量横向争议排除在外（3Q大战等大量争议都是典型的横向争议）。美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对微软进行调查，焦点集中在微软将操作系统与浏览器、媒体播放器等其他产品进行捆绑的行为，比欧盟启动调查更早。1980年，美国国会明确地将计算机程序纳入版权法的定义部分，正式将软件纳入版权法保护。

但是，技术措施如果滥用，必然无限强化权利人权利，社会无法从知识积累中进步，背离版权制度的设立初衷。实践中，人民法院对互操作的合法性同样面临判断困难，会选择不对实体问题做出裁判。

类似现象同样发生在美国强力干预日本、韩国的立法活动中。从各国目前的情况看，还没有任何国家将互操作义务扩充至数据领域，必需设施规定也可以将数据争议排除在外。按照市场份额、财力等其他因素界定的市场支配地位均不适用。一旦小平台的互操作权得到有效保护，大平台的行为底线得以明确，互操作争议就能实质减少并在法治框架内得到明确解决。

因此，平台只要是开发自己独立的程序，并且为使程序与其他平台互操作，就可以通过反向工程避开技术措施。2003年11月，法国开始起草《信息社会版权与相关权利法》（以下简称为DADVSI），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协调知识产权权利人和消费者的权利。包括小平台的互操作权在内的其他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发挥作用，大平台的行为因此被认定为滥用，必须履行互操作义务，为下游互补产品提供公平竞争机会。一是屏蔽、封禁、二选一等概念本身就带有否定性评价的结论，行政管理中一旦选择使用这些概念就意味着相关主体违反法律规定，不再需要进行合法与违法的边界辨析，也不需要明确究竟违反的是哪条法律。

本世纪初苹果公司的这种做法在西欧很多国家引发广泛争议。欧盟软件指令的这些规定，在不同成员国均得到实施。

由于我国缺少对小平台互操作权的法律保护，所有争议必然只能诉诸于大平台行为规范的法律界定，形成一条腿走路的格局。但是，美国同时也对包括反向工程在内的各种例外情形进行明晰，并且，美国学界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过度威慑私人使用者，增加对侵犯版权的刑事制裁将抑制信息的自由流动，其成本超过打击盗版带来的好处。

互联网与电子邮件是最多被提及的两大互操作典范，不同地方、使用不同终端、语言的用户均能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传递邮件，推动人类社会发生巨大变化。这样，事件虽然被平息，但互操作争议的程序与实体问题（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的关系，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是否有互操作义务）等，均被搁置或者回避。在少有的司法案件中，人民法院也都刻意回避援引恶意不兼容规定，转而援引兜底条款。只要是为实现与其他计算机程序的互操作所必须，合法享有某一计算机程序使用权的人为辨认和分析元素的惟一目的，可以规避技术保护措施以及为此种规避开发技术方法。有论者指出，一律禁止所谓恶意不兼容，不区分善良行为人的正常市场竞争行为和特定经营者故意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利于互联网行业的发展。透过美国对欧盟反垄断执法的责难可以看到，在美国科技巨头拉大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以后，国际规则博弈的主战场会从反向工程例外转移到反垄断执法，目的仍然是影响主要竞争对手法律制度的体系性与完整性，以维护美国大企业的利益。

法国曾经尝试以版权法强迫苹果互操作，设立某种意义上的事前机制，最后以失败告终。上世纪九十年代，各国均处于平台经济起步期，很多国家想借鉴美国与欧共体对于反向工程例外的立法经验，促进本国企业创新，分享平台经济红利。

有论者批评，恶意不兼容条款模糊了反法与反垄断法的界限，极易引起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当然，大平台没有义务为互操作提供主动帮助，并有权采取技术升级或者调整技术措施等正当手段，防止其他程序未经许可的互操作。

如前所述，美国与欧盟分别对微软阻碍互操作所采取的措施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均属于滥用操作系统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然而，尽管《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我国法律中首次规定兼容概念，但其所规定的恶意不兼容内涵与外延均缺乏界定，几乎可以适用于所有不同场景，存在将正常的市场竞争行为纳入到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可能，实践中因此普遍被弃而不用。

对于互联网平台企业，是否互操作，一直是企业的自主决策权，完全由企业自主决定。不过，版权法第107条规定作者专有权利合理使用例外，只要是合理使用就不构成侵权。（三）简单的小结总结域外互操作法律制度的构造与运行可以发现，一方面准确界定市场与政府边界，保护小平台互操作权，通过市场竞争和多种自下而上机制助推互操作格局的形成，另一方面自上而下明确大平台行为底线，不一刀切强制大平台互操作，是法律制度设计的基本出发点。这样，究竟什么是不兼容，哪些争议可以归入不兼容争议，不兼容需要具备哪些要件等重大问题，仍然缺乏任何权威回答。

常态情况下，尚可通过援引兜底条款、回避实体问题等司法技术发挥事后机制的作用。平台企业有权自主决定是否互操作以及与哪些主体互操作，只有少数特定情况下法律才会强制要求。

然而，平台的技术措施不能依靠法律保护成为垄断知识的工具，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这是版权法律制度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进入专题： 互操作 网络效应 竞争与创新 反向工程 双重标准 。

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并从这种开放中扩大市场影响，通过网络效应巩固自己的地位。互操作可以分为横向（水平）与纵向（垂直）两大类别，前者指竞争产品、服务或平台之间的互操作，后者指一个产品、服务或平台与互补的产品和服务之间的互操作。

平台运营层面市场与竞争机制能够发挥作用，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引入事前政府监管措施。因此，在国际竞争中，只要能影响主要竞争对手法律制度的重要环节，使其无法形成体系性合力，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希拉克总统签署的是由宪法委员会修改过的DADVSI版本。我国著作权法的缺陷已经成为体系性制度重构的瓶颈，因此，有必要尽快修改《著作权法》，在第50条中增列1项例外，明确规定互操作概念，确认为实现互操作目的避开技术措施的合法性。

推进我国互操作法律制度的体系性重构，是构建数据基础制度的必然要求，既有必要性，也有现实可行性。事前机制除行业管理部门强制要求平台解除屏蔽的直接管理方式以外，通过制定推荐性标准要求互操作的间接管理方式也日益成为选项。

其次，做实事后机制，明确大平台行为规范。因此，要求大平台履行互操作法律义务，一定是其他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的最后底线选择，以维护公平竞争秩序。

欧盟在微软案中采用的是必需设施分析框架，美国一般不用必需设施分析。毫无疑问，开放与互操作有利于竞争、创新和消费者选择权。